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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赛车并入人类的文化发展史范畴

  6月11日,在法国科雷兹省萨朗镇的希拉克博物馆,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代表国家文物局向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赠送了一件精心准备的礼物——首都博物馆藏青铜重器伯矩鬲全形拓片。希拉克非常珍爱这份礼物,仔细欣赏了许久许久……

  希拉克少年时代就喜爱中国文化,常到博物馆观赏中国古代青铜器。青铜器上的神秘图像代表什么,令希拉克深思。从政后,希拉克对青铜器的热情丝毫未减,1995年当选为法国总统后,睡前阅读有关中国的考古杂志是其必修课。2002年11月,希拉克到捷克首都布拉格出席北约峰会,当其他国家领导人发言时,他索性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本有关中国文物的书聚精会神地读起来。这一幕被一位法国记者用长焦镜头拍下,刊登于报刊,标题是“总统忙里偷闲,研究中国青铜器”,一时成为趣谈。类似的“开小差”事件时有发生: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趴在桌上听发言的希拉克,准确地默写了中国朝代纪年表。

  希拉克并非是第一位对中国拓片着迷的外国人。在中国美术学院学习书法的瑞士苏黎世大学学生尤丽莎,首次目睹《张迁碑》拓本,激动得热泪盈眶。

  传拓俗称拓片。“传拓”一词最早出现于《隋书·经籍志》:“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隋唐时期,这种习字方法为上层士大夫普遍采用。两宋阶段,随着金石学的形成,传拓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甲骨、吉金、陶文、陶范、封泥、古玺、铜镜、古泉、瓦当、画像砖石、文字砖瓦、造像、摩崖、墓志、经幢等都可以成为传拓的对象。

  不同于书法绘画,传拓是一门集金石学、考古学、美学三位一体的高层次艺术门类。历来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为收藏家所珍藏。其不但在视觉上给人以美感,拓片本身带有的斑剥痕点,更是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具有纸笔书写所没有的趣味。

  旧时文玩市场拓片的售价不低,有的甚至高于名贵书画。1920年,著名学者罗振玉出售私藏。其中,五代董源《山居图卷》3500银元,明代唐寅《品茶图卷》650银元,而宋拓《罗池庙碑》6000元银元。由此可见,珍贵拓片在文人心中的地位。这也不难理解北宋著名书法家黄庭坚“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之语。

  拓片原本是对古物的再现,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却蒙上了浓郁的人文色彩,默默纪录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发展历程。

  自宋以降,传拓种类繁多。如宋之毡腊拓、隔麻拓,明之套拓、色拓、烟煤拓,清之洗碑拓、镶拓、堆墨拓等。这些拓法多以平面石刻为主要对象。对青铜器的传拓始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称作“全形拓”,又名“立体拓”“器形拓”“图形拓”等。

  以纸拓器物立体全形是传拓技法中最难的一种。全形拓分墨拓、朱(砂)拓,所展现的黑红世界别具金石韵味,能够吸引观众强烈的审美意趣和收藏欲望,还能体现原物所没有或不够明显的绘画特色。全形拓制作过程中必有的捶拓工艺,使拓片成为珍贵的艺术品。由于捶拓年代及捶拓者不同,一些全形拓本身就具极高文物价值。早年流传下来的全形拓,加上名人收藏题跋,其价值不亚于原物价值。所以,全形拓的收藏,也就是对珍贵文物的保护和利用。

  浙江省博物馆学者桑椹在《全形拓之传承与流变》一文中确认,全形拓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由浙江嘉兴人马起凤始创。马起凤(1821-1850),字傅岩,生平不详。清代长洲(今苏州)人徐康《前尘梦影录》卷下云:“吴门推拓金石,向不解作全形,迨道光初年,浙禾(嘉兴在三国吴黄龙三年至赤乌四年曾称禾兴)马傅岩能之。”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在《殷周育铜器通论》亦云:“彝器全形拓始于嘉庆年间马起凤所拓得汉洗……今马氏拓本,除金石屑所载外未见他器”。清代光绪年间嘉兴人鲍昌熙编《金石屑》所录汉洗,上有马氏题跋:“汉洗,旧拓本,戊午六月十八日,傅岩马起凤并记”。戊午乃嘉庆三年,由题跋中提及系旧拓本推知此拓片的捶拓时间可早至乾隆年间。不过,从图像看,实际是由两素面拼合组成,捶拓甚为简单。

  在全形拓技术发展史上,有位举足轻重的人,即僧达受。达受(1791-1858)字六舟,又字秋楫,别号寒泉、南屏退叟、万峰退叟等。俗姓姚,一说姓陈,名峻,嘉兴海昌(今属海宁)人。出家于海昌白马庙,后主杭州西湖净慈寺、苏州沧浪亭大云庵、镇江焦山寺(定慧寺)。嗜金石,据其自编年谱《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中记载:“壮岁行脚所至,穷山邃谷之中,遇有摩崖必躬自拓之,或于鉴赏之家得见钟鼎彝器,亦必拓其全形。”六舟和尚与学者阮元、书法家何绍基、画家戴熙等名流关系密切。曾为阮元作《百岁图》:“先以六尺匹巨幅,外廓草书一大寿字,再取金石百种捶拓,或一角,或上或下皆不见全体著纸。须时干时湿,易至五六次,始得蔽事”。阮元极为赏识,以“金石僧”称之。六舟的全形拓本以擅长用淡墨著称,多有存世。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不少作品,或以钟鼎插花作为题材,或自绘小像于其间,颇具文人雅趣。由他所开创的将青铜器全形拓与绘画相结合的这一艺术形式,对后世影响很大,清末民初尤为盛行。一般先由金石藏家延聘拓工传拓出器形,再请名家在彝器全形拓片上补缀花卉,成为由传统清供图发展而来的又一绘画品类。

  全形拓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滥觞期、发展期、鼎盛期。拓制对象由最初纹饰简单的小件器物,到青铜重器。拓制技法也由不太讲究透视、阴阳拓平面的方法,发展到加入西方透视、素描等方法,通过表现光线明暗的变化,立体呈现所拓器物图像的阶段。至民国时期,全形拓技术可以说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以摄影为基础的石印、珂罗版等复制技术的广泛应用,全形拓这种费时费工的纯手工艺术急剧衰落,逐渐成为了稀罕而珍贵的艺术品,近50余年来更消失于人们的视线之外。

  晚清全形拓的代表人物是金石学家陈介祺(1813-1884)。民国时期,周康元(希丁)(1891-1961)精研拓法,广为传布,韩醒华、郝葆初、萧寿田、傅大卣等皆为其门徒。有信息称,迄今全中国精全形拓者,不超过五人。

  在文物界,人们都知道贾文忠是从事文物修复和青铜器鉴定的专家,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全形拓技艺亦是一绝。

  贾文忠出身北京金石世家,自幼受家庭熏陶酷爱金石书画,得其父、著名青铜器修复专家贾玉波真传。他在北京市文物局、首都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从事文物修复、保护、鉴定等工作30载,曾拜胡爽庵、康殷、傅大卣、程常新、魏隐儒、赵存义等名家为师,研习金石篆刻、书画、鉴定。期间,贾文忠修复青铜器数千件,一级文物即近百件。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很多传统手工艺渐趋衰退,乃至绝迹。作为传统文化传承者,贾文忠痛心不已,想起年轻时向著名鉴赏家傅大卣先生学习过青铜器全形拓,遂决定努力恢复这项技艺。

  近年,贾文忠创作了百余种全形拓作品。由于采用了古人传统全形拓方法,所拓器物全形,器形准确与实物不二,纹饰清晰,铭文规范,笔画有秩,效果逼真,深受文人墨客和收藏爱好者欢迎。著名鉴赏家史树青先生赞叹:“贾文忠全形拓下真迹一等,优于民国时期的各家作品,继承和发展了这种传统绝技,而且对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国家文物局赠送希拉克的国宝伯矩鬲全形拓即出自贾文忠之手。

  贾文忠介绍,全形拓要求拓技者具备素描、绘画、裱拓、剪纸等技法基本功,是一种把器物原貌以墨拓之法转移到平面拓纸上的特殊技艺。历史上有很多文人墨客、金石学家沉浸在全形拓的乐趣中。相传清嘉庆道光年间,阮元得三代彝器四种,金石名家争欲观瞻,为免应付之累,遂摹拓刻木相赠。友人六舟和尚以木刻有失原形,便与其研究手拓全形。初以灯取形,把原器的尺寸量好画出轮廓,再以厚纸做漏子,用极薄六吉棉连纸扑墨拓之,拓前须先用白芨水以笔刷器上,再用湿棉花上纸,待纸干后,以绸包棉花作扑子拓之。这便是六舟和尚的全形拓。

  陈介祺的全形拓采用“分纸拓”法,将器身、器耳、器腹、器足等部位的纹饰、器铭分拓,再用笔蘸水划撕掉多余白纸,按事先画好图稿相应之需,把拓完的各部分拓片拼粘在一起。因所绘图稿准确,用墨浓淡适宜,使得全形拓技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民国时期周希丁等人将透视、素描等技法应用于全形拓,墨色考究,浓淡相间,所拓器物图像的立体感大为增强。

  青铜器全形拓的拓法是拓器物前,选择最能代表该器物特征的最佳角度,用铅笔在准备好的绵连纸上轻轻画出一个“⊥”形图,以表示器物的垂直线和水平线,再在“⊥”形图上标出器物的高度、宽度点为基础,画出被传拓器物原大的线描图,随后把标有器物各部位位置的绵连纸分先后覆在被拓器物上,用蘸有白芨水的毛笔刷湿,上纸,用棕刷刷实,用墨拓黑后揭下,这样多次拓完器物的各个部位,完成全形拓。这种全形拓是在一整张绵连纸上将器物的立体形状多次拓成的,所以也叫“整纸拓”。

  目前,国家图书馆藏有700余件青铜器全形拓片,是内地收藏全形拓最多的地方。这些拓片原属公藏的有北京故宫(微博)博物院藏器拓本和宝蕴楼藏器拓本,原属私藏的有陈介祺(簠斋)拓本、刘体智(善斋)拓本、端方(陶斋)拓本、孙壮(雪园)拓本、陈宝琛(澄秋馆)拓本、罗振玉(雪堂)拓本、王辰(铁庵)、吴式芬、陈淮生、张致和、张玮等人收藏等。国家图书馆出版了四册《北京图书馆藏青铜器全形拓片集》,并于2000年在美国纽约皇后图书馆及洛杉矶图书馆举办展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珍藏约1200余件青銅器全形拓片,包括吴式芬、陈介祺、柯昌泗、冯恕、孙壮、罗振玉、刘体智等金石名家庋藏,传拓者多为高手,如周希丁、王秀仁等,质精量多,颇为可观。2005年6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文物陈列馆举办“深宫重宝 墨影留形——青铜器全形拓特展”,半数展品为善斋所赠。另外,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也藏有数百件。2011年2月,浙江省博物馆“墨林星凤--浙江省博物馆藏碑帖菁华展”,重点也是全形拓。

  在当今收藏热中,拓片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尚未引起更多关注。拍场偶有全型拓片,虽售价不低,但远未达到与其价值相应的价位。2009年11月23日,中国嘉德(微博)上拍“汉竟宁雁足灯全形拓——六舟剔灯图”(47.8×26厘米),六舟手题长跋,绘自画像,估价2至3万元,以15.68万元成交;2010年5月15日,中国嘉德上拍的周陶铭拓本旧拓本(50.5×103.5厘米),估价2至3万元,36.96万元成交;2011年5月22日,中国嘉德上拍的清晚期各家旧藏秦量秦权拓本,系陈介祺、收藏家方若和邹适庐等集秦权诏版等文字拓片册,为秦文字之大观,估价12万至22万元,28.75万元成交。迄今成交价最高的全形拓是2011年6月12日广州艺拍以460万元拍出的清内府散氏盘精拓本,由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题跋、周康元所拓。

  因从者寥寥,全形拓技艺能否传承下去,成为人们担忧的问题。北京大学教授张辛阐述过全形拓不可被取代的原因:“首先,所谓传拓是从原器原物上直接捶拓下来的图样大小尺寸自然与原器相一致,并具有特殊的质感,其直观性和传真性大大胜于绘图甚至摄影。其次,从审美角度讲,一张流传下来的捶拓精良的拓片,尤其是全形拓片,往往附有名人题跋、印章等,于是已完全成为有相当收藏价值的艺术品。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传拓技术不仅有继续和永久存在的意义,而且基于其特殊的艺术性,它本身也有一种持久的内在生命力,不可能灭绝。正像我国国画、书法及京剧等国粹艺术一样。”

  摄影技术诞生时,人们曾经担心绘画将就此终结,但是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绘画并不单纯是一种技能,而是人类创造的艺术。同样,拓片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已成为学术史、观念史、文化史的一部分,超越了简单手工技艺的范畴,并入人类的文化发展史范畴。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中国人自古以来以文化为依托的生活方式正在慢慢消逝。很多中国传统手工艺术都已经失去了原始的肥沃土壤,逐渐退出时代的大舞台,渐渐消声灭迹。传统手工艺给人之震撼,不仅在于它们的典雅与精湛,还在于它们对手艺人品德的造就。其实,需要保护的不仅仅是传统的文化手工艺,更是像贾文忠这样默默从事传承手工艺传承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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